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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紅嶺實驗小學校園 | 源計劃建筑師事務所

▲ 立體景觀式中庭

 

設計單位 / 源計劃建筑師事務所

建筑師 / 何健翔 蔣瀅

地點 / 廣東深圳

設計/ 2017-2018 年 / 竣工 / 2019 年

 

業主 / 深圳市福田區建筑工務署

 

設計團隊

董京宇、陳曉霖(項目建筑師); 吳一飛、張婉怡、王玥、黃城強、曾維、何文康、蔡樂歡、彭偉森、何振中

 

結構顧問 / 廣州容柏生建筑結構設計事務所

結構機電設計 / 申都設計集團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幕墻設計 / 廣州諾科建筑幕墻技術有限公司

景觀植物 / 廣州尚點園林景觀設計有限公司

視覺藝術 / “明天見”藝術組合

標識設計 / 廣州哲外藝術設計有限公司

照明設計 / 深圳市光藝規劃設計有限公司

結構超限顧問 / 深圳千典建筑與工程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基地面積 / 1.01 hm²

建筑面積 / 3.56 萬m²

結構形式 / 鋼筋混凝土框架+鋼結構

 

攝影 / 張超( 除標注外)

▲ 東立面運動場上水平錯動的教學樓

▲ 學校主入口

▲ 東立面運動場下的社團活動空間

▲ 北中庭下部的戶外劇場

▲ 立面的秩序與色彩錯動

▲ 交錯咬合的半戶外活動空間(攝影:吳嗣銘)

▲ 層疊交錯的立體復合空間

▲ 二層社團活動及小劇場環繞的半地下風雨球場(攝影:黃城強)

▲ 通透的首層開放架空公園

▲ 南側教學中庭首層

▲ 入口庭院(攝影:吳嗣銘)

▲ 首層由南向北緩慢上升的架空庭園(攝影:吳嗣銘)

▲ 區位

▲ 一層平面

▲ 二層平面

▲ 三層平面

▲ 四層平面 / 五層平面

▲ 南北向剖面

▲ 東西向剖面

▲ 軸測分析

 

從戶牖到都市蒼穹

—— 深圳紅嶺實驗小學校園設計筆記

 

何健翔

源計劃建筑師事務所

 

常年在南方工作讓自己已經習慣于不停息的設計和建設。正如亞熱地帶的濕熱環境中見縫插針生長的植被,南方城市中暗藏的建造沖動無時不蠢蠢而動,城市之中的間隙一旦顯現便會以難以言狀的方式和形態占領并成長。在叢林般連綿的珠江三角洲城市蔓延(urban sprawl)中,純粹的空間建造和理論化研究早已讓位于直觀的計量和生產,建筑師無需、也無暇獲得思想和理論的滋養。自然和生猛的建筑實踐固然樸實、可貴,但專業的智力被長久糾纏于短視的空間生產之中亦絕非健康的狀態。源計劃(O-office)的實踐也不例外地深陷于快速建造和從不間斷的變化之中,只是在深度參與的同時,竭力在與現實的纏斗當中留出必要的思考和批評空間。我們把每次的設計和建造活動看作為對自身文化和知識結構的代謝和重組,以使自身可以在快速的城市流變狀態當中不斷調整和自我修復。本文便是在紅嶺實驗小學(原名安托山小學)項目實踐結束后的重新思考和整理,因而它不是常規意義上對設計的說明和介紹,亦非項目的經驗和總結,而是我們所稱為的具延續性的地域實踐中設計的“后理論”—— 一種速生城市之中建筑學思辨的特殊文本。

 

1  高密度

 

“深圳”,作為名詞,是這座于大陸南端奇跡般崛起的城市的名字,而這個奇跡顯然已將“深圳”一詞動詞化,指代一種前所未有的城市實踐進程,并且在比以前任何時代更宏大的時空中進行。

 

時間倒退到39年前,深圳經濟特區第一版城市總體規劃雛形呈現,它是我國大陸上首個按照國際式現代主義生產和人居原則規劃、建設的水平延展城市。該規劃講求生產和交通的線性效率,以科學發展為城市建設的基礎,它為深圳城市開創了純粹空間生產的城市發展機制。第一輪城市化建設基本按照這個原則實施,珠江出海口西翼很快出現了一個多中心模式的新型帶狀城市,其西端是借助外來資金和技術、在舊有漁村之上平地而起的蛇口現代工業區以及港口設施,東端是在傳統商業街區和通香港的羅湖口岸基礎上建立的羅湖商業區。此后東部鹽田深水港的建設讓城市向東延伸,以及深圳機場的建設帶來的城市往西北蔓延,最終將深圳交織為一個東西向超過80km的巨型多中心帶狀城市。此輪城市化建設當中的“現代性理想”色彩使得一種基于新型的南方建筑(學)實踐在城市的公共性與生產性的張弛之間獲得成長,并催生了一批在新型城市空間觀念下的大陸式南方建筑實驗。

 

第二輪城市化在第一輪城市化的成功以及巨大的產業和人口增長驅動下,對原有的城市建設原則進行了修正,在帶狀城市的基礎上進行網格化疊加。城市建造加速、加密進行。原有的幾個中心之間出現了成簇的“曼哈頓化”的高密度聚集,城市整體變為一個新舊中心相互膠合和擠壓的動態密度都市群。二次城市化掙脫了原有水平城市的理想色彩的教條化束縛,應用了更加合乎資本和生產效率要求的網格圖式,為更高速的資本運動在城市間留出充足的空間和自由。而曾經獲得成長空間的新南方建筑(學)迅速在純粹生產運動的擠壓中喪失自身的在地邏輯和自主性,讓位于垂直向度空間的抽象讀寫,以及妝容表皮的歡愉。垂直(verticality)和天空成為了深圳的代名詞,水平向度的合法性被局限于資本效率和建筑規范的約束之內,簡言之,只存在于標準樓層之中。城市在巨大的密度和速度的需求下,進一步脫離傳統建筑和城市基于土地和人的運動尺度和速度的制約,誕生了凌駕于一切傳統城市機制的尺度之上的“超量都市化”(Hyper Urbanism)進程。

 

“發展”的潘多拉之盒一旦被開啟便無法關閉,城市化的發動機也不存在暫停鍵。深圳的第三輪城市化在前一輪城市化仍在持續進行時已悄然起動,它反過來對第一輪城市化區域的更新加密和以城市后工業場地為主的城市間隙的再城市化,以及對此輪城市擴張中缺失的公共空間作補償性建設,此舉被視為對巨型網格化城市的人性化修補。位處深圳城市帶中部、常住人口密度高達2.08萬人/km²的福田區正是上述城市實驗的核心區域。作為多個城市中心里工業空間占比較低、而商業和人居空間占比較高、有著大片被規劃的“公共空間”的福田區,已被當作新一輪城市化的提升重點。當中,人口增長壓力下的公共設施,以及巨大的學位缺口壓力之下的中小學校園的建設量和規模,遠超可見的任何城市和任何階段。快速城市化生產、建筑的無意識“讀寫”和“復制”之風以及“妝容建筑學”(ornamented architecture)所帶來的后遺癥,讓快速建造的公共建筑也無法免疫。本應在教育和空間理論的創新支持下的高密度的深圳校園建設,在運動式的建設速度之下淪為程式化的繪圖加快速砌造,孩子們連同他們使用的課桌椅被機械地填充于連排的方盒子教室以及行列式的長廊之中。紅嶺實驗小學項目的緣起——福田區的“新校園行動”便是在這種背景下被提上城市發展的議事日程。

 

人本地理學家段義孚在他所著的《蒼穹與爐臺》(Cosmos & Hearth)一書中,將人的存在看作在無限世界和具體住家之間的往返歷程和體驗。在深圳(包括其他超量發展的中國城市),空間的復制和增殖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動力和自由,但作為個體的“人”家中的“爐臺”卻難以尋覓。因此校園的再造不僅是傳統的建造和規范的問題,它是一個如何在巨大“都市蒼穹”之下建構可以容納、養育和激發兒童幼小的學習和交往行為的微縮世界的社會文化議題。我們所處的亞熱帶地區,“門窗”是一個可稱之為“家”的環境對內居住與對外交往的基本中心(邊緣式中心,一個很南方的概念),大抵如寒冷地區(尤其是西方)爐臺(hearth)對于家和家庭的中心作用。我們無法想象南方的孩子們在連戶外風景都無法看到的冰冷教室中學習和居住。對我們而言,紅嶺實驗小學新校園(圖1、2)的設計就是在巨大的都市蒼穹之下構建出孩子們可共同游戲、學習的“家”和“風景”,營造出屬于他們的小天地、小宇宙(cosmos),建立一座真正屬于孩童們的微型都市(micro-city)。

 

2  “家”,與生物學

 

城市的基本細胞單元是“家”。新校園建構的根本是如何將校園的基本學習單元(傳統上為教室)構建為小學生們學習和交往的校園之“家”。其建構因此被定義為一個“類生物學”議題。紅嶺實驗小學項目所承載的超高建筑密度和需遵循的嚴格建設周期,極大地增加了校園之“家”以及校園“風景”營建的難度。而且越高的建筑密度、越高的學生容量,越需要對與之對應的空間社群機制進行更新。“類生物學”的空間構建機制不同于機械的空間和建造邏輯,它必須重新定義城市和人的關系,以及在城市網格中創建都市微生態。相對于1960年代我們的東亞近鄰日本在其快速城市化期間所提出的可關聯其城市傳統的“新陳代謝”理論,我們快速成長的城市規劃和設計顯然缺乏一種對機械主義和純理性的反思,因而有必要重新考察一種與生物/生命機制相關的城市觀念和構想。珠三角傳統城鄉的肌理并無日本城市中空間單元模數的精確和恒定,但其通過近代商貿活動所形成的空間肌理對應著某種相對穩定的與機體組織類似、并與在地環境(通常是河川與丘陵的交織)自然結合的有機聚落形態。這種融于自然之中的獨特城市生產組織大體上構筑了南方近代的市鎮空間傳統,它們廣泛體現在古地圖、外銷畫以及實物的城市留存之中。正是這套有機組織搭建了在“家”或“家的工作單元”所限定的場所(place)到地方(locus)再到外界商貿網絡所指向的無限空間(space)三者之間的連續時空關系。當傳統生產方式和產權模式被徹底打破,新的生產法則獲得無上的合法性后,城市的有機性狀便迅速被簡化的經濟理性所取代,城市從此失去其時空和尺度上的連續性以及個體的可感知性。

 

新校園的“微都市”機制是對速生城市機械性狀的反思和重建,流動的空間形態和有序的生態組織將取代傳統校園對學生“監管”的觀念之下形成的硬核式的連排教室。家庭式的共享氛圍在紅嶺小學的實驗性教育理念下被鼓勵:在這個孩子們共同學習和游戲的新“家”中,3位老師和25位小學生會一同度過至少3年時光。借鑒細胞生物學中的組織和交換機制,新的有機空間機制的基本性狀通透且富有張力,保護而鼓勵交往。紅嶺小學的“學習單元”相對傳統教室有如下重大革新:形態上由原來簡單的矩形擴充為甕形平面,在原來核心的行列式桌椅區域之外擴充出彈性的活動和交流區域,老師的工作空間也設置在此域內。擴大的甕形單元讓兒童們學習和游戲的形式更加多元,富有彈性的空間可支持各種創新的課堂和活動聚集形式。學習單元對外的墻體隔斷也由傳統帶窗洞口的單壁,擴充為具備功能性厚度的、類似生物學上的“細胞壁”的有機結構。此結構中容納了結構、設備管線、教學單元的收納,以及每側一個與外部世界進行溝通和交往的“戶牖”(門戶和格窗)單元裝置—— 一榀落地鋼格門窗。正是這個“戶牖”裝置的開放部分定義了校園之“家”內外的行為學交往基礎。它是反向的“爐臺”,一個南方的“家”的邊界核心,為濕熱的南方之“家”提供了涼風、光線、風景,以及與外部世界的交往。“甕室”和“戶牖”便是這個微縮“世界”中的巢穴和眼睛。甕形學習單元兩兩配對,單元之間的可折疊的移動墻體為兩個學習單元提供了更多的組織和交往可能,雙“甕形”結構構成了校園水平樓層的基本單元(圖3~5)。單元的外墻由半橢圓形截面的深灰色陶棍編織而成,模擬并強化了“細胞”空間單元的有機特性。并排陶棍所構成的深灰色曲面肌理與“戶牖”裝置相間,構成了微都市中的街道和景園背景,從而帶出校園的第二個空間層級。

 

3  “校”,與建筑學

 

在校園建設密度不斷提升的壓力之下,為了能維持設計和建造的便捷性,深圳的中小學建筑早已展現向空中發展的趨勢,局部突破24m限高的策略已被廣泛采用。但這種策略帶來過多依賴垂直交通以及日常使用的樓梯被封閉等問題,極不利于兒童的使用和空間體驗(圖6)。雖然身處早已垂直化的高密度城市,我們依然堅信,一個作為兒童們成長的微縮世界,應盡可能根植土地、最大限度地在水平向度延展并親近自然。土地、自然和充足的戶外空間仍然是童年最寶貴的經驗。校園建筑依然應該遵循“水平的建筑學”(architecture of horizontal),而規避盛行的“垂直建筑學”。在各國的經驗中,現代中小學校園規劃的初始模式均為依附大地水平延伸的模式,而且城市中的校園往往與城市有機相依。學生的學習和生活不僅與戶外和自然為友,也與周邊社區為鄰,從課室到街道、從街道到家都是連續的鄰里空間體驗。兒時上學課間小朋友們蜂擁至戶外運動設施去游戲,以及放學路上所途經的街道和巷道中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而在新的網格式垂直城市當中,出于快速交通連接日照以及建筑退縮等物理和生產要求,道路尺度巨大,街道生活缺失,鄰里關系消亡,城市的地表完全讓位于交通道路與觀賞用綠化的拼貼。紅嶺實驗小學則希望在接近3的容積率密度要求下依然保持充足的水平地面,維系校園與土地的親近(圖7)。

 

水平方向的流通和自由正是現代主義建筑相對于傳統建筑的重要革新。為了爭取立體校園的最大水平向度,校園微都市建筑基本滿鋪可建區域,中間留出規范所規定的教學用房的日照間距而形成兩個山谷狀的立體綠化庭園。層疊的水平街道平面在“山谷”之中錯動,營造一個綠化與光影交織的兒童活動場所。師生們日常的學習和活動空間被安排在基地西半區,分5層布置。其中2~4層的教學層每層布置了6組成對的教學單元,12個教學單元均勻布置在一個E形水平層板之上(圖8)。我們把這一容納兩個年級E形的水平樓層,看作一個介于學習單元和整體校園之間中間尺度的水平“街區”、一個小小的校園。每個年級6個班,圍合在一個水平庭園周邊。平層樓板上散布耐陰綠植,層板之間的通透性保證了良好的遮陽和自然通風效果(圖9)。校園的東半區設置兩層功能區,與西半區的2、3層連接成為一個更大的約80m見方的水平校園樓層。一二年級的小朋友所在的二層連接東半區的演藝小禮堂和架空游戲空間;而三四年級所在的三層則直通東半區屋面上的200m戶外田徑運動場,成為最開闊的一層平層校園(圖10)。西半區的4、5、6層分別為五六年級的教學單元、特殊教室和老師的辦公樓層。六層頂上還有一個水平的屋面花園,俯瞰東半區的運動場,遠眺西面的安托山僅存的小山包。6層水平疊加的校園利用了場地本身的高差使由南向北的3排教學單元之間各有1m的高差,制造了有趣的地表起伏,增加的水平樓層的空間趣味,引申出了校園的景園地理學。

 

4  “園”,與地理學

 

為了抵抗垂直城市的孤島性和離散性,新校園需要在基地可建范圍內營造微型城市的整體自治。網格式垂直城市正在清理一切原生多樣的地理和景物狀態,自然的山川水網和自然地貌所構成的地理學上的“粗糙度”被視為對城市發展和建設效率的障礙,平直、同質和無差異被視為城市生產最充分的保障。現代化工具的高度發展使移山和填海的行動成為高效和智慧的體現。紅嶺小學所在的用地原本是福田區西北部一座名為安托山的玄武巖地質的丘陵,地質學上的特殊性加上地理位置的便捷,使它成為深圳填海造城的重要石料輸出地。經過近30年的挖掘,原有的安托山如今僅剩在校園以西300m處的一個小山包作其地理學遺存,其余場地已被平整并規劃為新的城市網格,供未來垂直城市發展之用。校園建設之初,基地的南側和東側已經被拔地而起的150m超高層住宅所占領。原有的地理狀態被徹底格式化后,建筑能做的似乎僅剩重塑對原有地質和自然地理狀態緬懷的選項。設計以游戲式的連續變化的地理學園景取代常規學校中開闊草坪和戶外運動場的紀念性場景,以不間斷的立體游園的敘事式空間取代層級化的和規訓化的傳統學校組織,強化場所的時間特征。正如我們在深圳明德學院的更新改造當中所嘗試的將“校園”(campus)理解為一系列自然風景中的地理學體驗,創建一種非實體和非紀念性的自由連接和思辨行進,使身體與環境融合,找尋我們在現代化過程中所遺失的都市和風景傳統(圖11)。

 

強調不間斷游園行走的地理學機制是瓦解僵化的城市網格、重建人與環境關聯以及織造空間和時間的最佳工具。校園微觀地理學試圖在那一扇扇看得見風景的格子窗到整體校園的“小世界”之間建立游歷和體驗的連續性。地理學的“造園”嘗試從回歸土地、重塑場地的地景和增加場地的粗糙度開始。“新校園行動”對未來校園向周邊社區開放的要求也契合了我們城市地表立體化和公共化設計目標。高密度和高復合度也要求校園機能向下生長,半地下的藝體活動空間與場地有機融合,成為從地表到地下的一體化兒童地景樂園,并可能成為未來的社區公園。通常給街道生活帶來諸多負面影響的建筑退縮帶在設計中被改造為下沉地貌的邊坡花園,為半地下的藝體空間提供極佳景觀和通風采光。對應上層相扣的兩個對稱的E形樓面,地景公園也分為南北兩個下沉庭園,南側庭園連接主入口的架空層,北庭園與地面標高以下的架空風雨球場相接(圖12、13)。架空層地面順時針沿規劃地貌緩緩上行,將南北庭園相連。兩個庭園之上便是寓意安托山的層疊式山谷地景,自山谷底部的地景花園仰視天空,交叉連接不同水平樓層的鋼結構空中綠廊在“山谷”的上空懸置了一份獨特的觀賞和游戲體驗。“山谷”庭院、上下錯動的水平層板、疏松的細胞組織,以及有機的綠化植入系統,最終構筑了根植于南方、錨固于巨大的垂直流變城市之中的真實的時空體驗(圖14、15)。

 

5  結語

 

我們所身處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原本豐富的地理和文化連續性已被徹底打破,盡管隱性和顯性的傳統依然滲透其中。超級現代的外表下潛藏著巨大的復雜性和矛盾性,當中不同的歷史和事件、相互沖突的信條,被壓縮和疊合于同一時空區間之中,持續涌動、流變。城市化的原因和結果均是抽象化的空間生產和再生產。城市既是巨大的生產空間和實體,也是空間生產的產物。在此條件下,營造城市公共性和公共領域的首要職責是重建人的主體性,建立都市中新的時空自治領域。城市新公共性設施需抵御無處不在的經濟生產,回歸本體的居住和體驗,為身處茫茫都市中的人們謀得立足和思考之所。校園空間更是孩子們長久成長和學習的公共場所,校園營建更迫切需要擺脫純生產和(短視)效率的控制,以及監管式傳統校園的觀念慣性,回歸校園的場所本源,重建與戶外園景的親近,為孩子們構建一方自由暢想的小世界(圖16~20)。紅嶺實驗小學校園所構筑的“非精致的混合性”正是上述新都市建筑學思考之下的“南方機制”的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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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深圳紅嶺實驗小學源計劃建筑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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